書寫現代：REDZA PIYADASA眼中的馬來西亞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以下原文出處：漫遊藝術史
2016年造訪新加坡國家美術館，觀賞了展覽《無形的事實：超脫於物件之藝術》（A Fact Has No Appearance: Art Beyond the Object），才發現自己對於東南亞藝術家所知甚少，而馬來西亞更是鮮少被關注的對象。因此，今天我要介紹一位馬來西亞藝術家Redza Piyadasa（1939-2007），是在馬來西亞正式獨立後，推動當地藝術發展的重要人物。他透過藝術創作、評論及教育深刻影響了1970年代以降的馬來西亞藝術。文字是他重要的工具及媒介，他用文字書寫藝術史，也用文字融入藝術作品。
1970年代的觀念藝術實踐
「我的藝術從一開始就帶有調查性質，而非情緒導向，是為了解決問題而生。」
Piyadasa的創作受到構成主義和包浩斯的影響，展開對觀念藝術的探求。他自英國返國後，便開始和其他藝術家合作，舉辦一些具實驗性的展覽。1974年Piyadasa和藝術家Sulaiman Esa共同策劃一系列展覽及發表宣言，Towards a Mystical Reality是當中的高潮。此展覽展出了藝術家從生活中搜集的物品，例如《釋放鳥過後的空鳥籠》（Empty Bird-Cage After Release of Bird）、《1974年1月13日下午4：23在巴生市的垃圾桶找到的丟棄雨衣，它一定曾經屬於誰》（Discarded Raincoat Found at A Klang Rubbish Dump at 4.23pm on Sunday 13th January 1974 that Must Have Belonged to Someone）。藝術家將現成物移到展場，並未對物體進行任何改造或變動，透過作品的命名賦予物件脈絡及意義。
模板化文字的簽名風格
Piyadasa的創作展現如此非追求形式美感、非情緒化的、帶有思想及批判性的訴求。在他的作品中，文字是主要引領觀者思考的媒介，模版化的字母成為他作品的簽名風格。裝置作品A Configuration Can Never Have a Literal Existence，標記作品名稱的木板被放置在一個木椅上，暗示藝術作品若空有形式是無法形成論述或具真正的意義。現成物在文字的加值之下，由原本的實用功能轉化為藝術作品，顯示藝術家所追求的並非情感的表現，也非形式的美感，而是永久留存的思想及概念。
1978年的Art Proposition中，藝術家將一名年輕藝術家（同時為Piyadas的學生）Anuar Rashid（1958-）的作品大面積塗黑，並以其著名的字體寫上：「1. 在用130元馬來幣買下Anuar Rashid的作品後，我決定用黑色將它塗黑 2. 現在這個Piyadasa的『藝術主張』將以 500元馬來幣出售。」此作品無疑引起許多爭議，包括藝術家Rashid也表達不滿。根據Piyadasa的說法，他想諷刺當時藝術市場的亂象，他不滿於藝術用貨幣定義，且時常是依據藝術家的名聲及社會地位決定價格。
語言是民族的靈魂
1969年是馬來西亞歷史上重要的分水嶺，對於整體藝術圈有著巨大衝擊。1969年，吉隆坡爆發了五一三事件，起因爲馬來人不滿在經濟及教育上的劣勢，與華人發生衝突，造成了持續一週的暴動及幾千人傷亡。之後政府頒布新政策，以平衡馬來人的社會地位，藝術圈也受到不少影響。從1970至1990年代，在國家政策的主導下，馬來西亞藝術呈現泛伊斯蘭的傾向。馬來語、馬來文化、伊斯蘭成為強制統一的國家願景及文化認同，馬來語的宣傳口號「語言是民族的靈魂」（Bahasa Jiwa Bangsa）便是在此背景下出現。
對於Piyadasa而言，馬來西亞獨立以來所展現的多文化、多族群的社會樣貌，就在此刻失去其豐富及創意。Piyadasa對於族群、文化認同的焦慮並非一開始就直接強烈的展現在作品上，如單看Piyadasa於1970年代的作品，或許無法看出當時藝術家的焦慮。但如參照Piyadasa同時期書寫的藝評、論述，便可見其極力呼籲對於國家文化「脈絡」的重視，試圖處理此時刻的文化認同焦躁。例如，Piyadasa在1973年9月的文章裡，提及「我不相信當藝術家處於真空時，藝術可以發展」，此處真空指的即是缺乏歷史觀點、缺乏脈絡。Piyadasa認為，藝術實踐應該提升對自身脈絡的了解，以及增強和歷史的連結。
尋找文化認同
Piyadasa在1980年創作A Pure Malaysian Form，正面迎擊了當下的文化認同問題。在馬來文化復興的浪潮中，許多藝術家從馬來文化及伊斯蘭傳統汲取靈感，使得馬來文的使用變為陳腔濫調。Piyadasa利用馬來文書寫「這樣是不是一種純粹的馬來西亞藝術形式？」且文字背景使用在伊斯蘭教中代表純淨的綠色。在文字下方為藝術家自己的肖像，雙手垂在兩側、以正面微笑的姿態面對觀者，看似一個面帶微笑的好公民，但卻是一個「非馬來人」。Piyadasa身為第三代的僧伽羅人（Sinhalese）（註1），雖然是純僧伽羅人，但家中父母都用英文溝通，他甚至不會說僧伽羅語。他從小與不同族群一同生活、求學，且與馬來人結婚：「身為一個擁有國際化傾向的非馬來人藝術家，我不由得感到惶恐不安，我的位置還有我的認同感通通都不知在哪？真正馬來西亞多元化的文化現實是如何？」A Pure Malaysian Form為Piyadasa作品中少數使用馬來文的例子，但卻不是對在地語言產生認同或連結，而是對國家政策提出質問。
從1980年代起，Piyadasa著手進行家庭群像的製作，紀錄不同社群間的故事及影像，形成了Malaysia Series。在影像的疊合與複製中，Piyadasa看見了不同種族的故事及歷史，重新定義了所謂多元文化國家的認同，這正是馬拉西亞文化不可或缺要素。Piyadasa不再將問題侷限於特定種族或國家，而將眼光放置在整個文化脈絡下：「我現在認為我自己是東南亞人」重要的並非是個人的種族或語言，而是整體文化所擁有的多元特質。2002年馬來西亞國家美術館出版了Masterpieces from the National Art Gallery of Malaysia，旨在向大眾介紹馬來西亞藝術，由Piyadasa挑選美術館的館藏及書寫介紹，他自信地表示：「這些作品都是『我們自己的』傑作。像馬來西亞如此年輕、有活力的國家，能夠擁有自己的藝術傑作和藝術家，是讓公民很驕傲的事。而作為一個多種族的國家，這些作品也能幫助我們建立認知自身的文化歷程。」
